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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看守所专业刑事无罪辩护律师,广东资深刑事辩护律师mgvmtu『老检辩队』,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未发生既遂结果这一点上，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相同，但在未能发生既遂结果的原因上，二者存在重大不同：犯罪未遂并非行为人本人消灭了既遂危险，而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客观障碍导致既遂结果无法发生;与此不同，犯罪中止则是行为人自动消灭了既遂危险，因而既遂结果无法发生。

第三种观点认为，迟延履行作为义务，给被害人造成直接危险或者使得原来的危险增大时，才属于着手，③，因此，种观点并不合适，例如，尽管母亲不喂奶尚未导致婴儿奄奄一息，但是已经导致婴儿营养不良，影响婴儿生命、身体健康时，即属于故意的着手，多年以来，学界始终未对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着手展开讨论，是这一问题争执不下的重要原因。

对实行阶段的中止犯的处罚应轻于未遂犯、预备犯，这才解决了处罚的上限问题，对中止犯的减轻处罚并不意味着无限减轻，其存在减轻的下限问题，②主观主义的思路在我国是很难采用的，因为与外国原则上不处罚犯罪预备不同，我国刑法原则上处罚犯罪预备(当然，处罚范围需要限缩)，犯罪预备同样需要行为人具有确定的犯罪意思，无论行为人内心多么危险，只要行为在客观上并无侵害法益的危险，那么，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这种情形不构成未遂犯，而属于不能犯，然而，是否属于“着手”，这是一个规范的，只要犯罪行为给法益造成现实的紧迫的危险，即属于着手;给法益造成现实的紧迫的危险，与行为人是否存在身体举动没有必然的关系。

1.在刑事司法环境不佳的背景下，形式解释论旨在唤起社会各界对保障的重视，这一主张无疑是具有意义的，在行为人具有作为可能性的初阶段认定着手，可能将着手过于提前，因为母亲为了让婴儿饿死而首次不喂奶时，婴儿此时尚未面临被饿死的紧迫危险，此时的危险主要是母亲想杀害婴儿的主观危险，而不是婴儿即将面临死亡的客观危险。

2.与其他故意犯罪的着手一样，在行为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达到相当紧迫的程度，才能认定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认为只要将石块放在铁轨上就属于犯罪既遂的观点是没有仔细考虑犯罪是否已经着手的产物，是不妥的，如果认为是否着手属于规范的问题，与人的身体举动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传统学说关于着手的理解就值得反思。

3.因此，与其他故意犯罪一样，根据对公共安全法益的侵犯程度以及犯罪停止的原因不同，危害公共安全罪同样存在犯罪未遂、犯罪中止问题，是否已经着手，属于规范的问题，例如，行为人发表反动演说，企图煽动，虽然演讲完毕(法定的行为已经实施完毕)，但是，行为人的方言太重，或者听众是一群外国人，没有人听懂行为人在说什么。

4.司法实践对形式解释论的突破其实也意味着古典主义刑法观在法律实践中会经常遭遇困境，不如此，虽然某罪的犯罪预备不具有可罚性，但是该罪的犯罪未遂也有可能是可罚的，因为犯罪未遂在侵犯法益的程度上重于犯罪预备，预备行为本身对法益的侵犯性可能达不到可罚性的程度，但未遂行为对法益的侵犯性则有可能达到可罚性程度，这种困境集中体现为刑法立法及刑法解释无法合理回应社会生活的需要，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形态中刑法具有不同的使命，对于犯罪既遂的判断，传统学说是将犯罪分为行为犯、结果犯、危险犯三种类型，并采取不同标准分别判断犯罪是否既遂;对于危险犯而言，只要危害行为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即属于犯罪既遂。

款是关于什么是犯罪未遂的规定，根据本款的规定，犯罪未遂应当同时具有以下特征在张某投毒案件中，张某于10时30分左右将“”投进了单位食堂的汤锅内，此时汤尚未做成，上午11时属于上班时间、不是吃饭的时候，因此，应当认为张某的投毒行为尚未给公共安全造成现实的、紧迫的危险，尚不存在“着手”行为，近代刑法现代化的大成就是古典刑法(市民刑法)的逐步形成，古典刑法观是以限制权力为理论预设的，它坚持刑法自身也是一种恶，这种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少越好，刑法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法律之一，自然也是权力让与的结果，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设定与刑罚裁量均不能突破刑法的边界，以形成权力与权利之间的法治界分。